本期故事以讲解员田玉姣的第一视觉讲述中物院原院长胡仁宇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谦逊人生态度。
2018年9月5日，“王淦昌旧居陈列室”在两弹城揭牌。当天很多重量级嘉宾来到两弹城，其中就包括中物院原院长胡仁宇。那天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气候异常阴冷，随行工作人员考虑到胡院长年事已高，不宜长时间站立雨中，便打算让他简短的露个脸，然后回房休息。工作人员在向胡院长报告行程变更计划后，这位“倔强”的老人却不听从安排，执意穿起雨衣、拄着拐杖，伫立在雨中，凝望着前辈王淦昌的铜像纹丝不动。而这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也是在这一个小时里，胡院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仪式结束后，我搀扶着胡院长前往大礼堂用餐，行走的路上，我忍不住地问道：“胡院长，两弹城被保护修缮后，您来过吗？”
胡：“我来过呀！”
田：“那您去过我们的纪念馆吗？”
胡：“没去！”
田：“为啥没去呢？您知道吗，纪念馆里有您的蜡像呢？”
胡：“就是听说有我的蜡像所以坚决不去”。
田：“为啥呢？”
胡：“比我有本事有能力的人那么多，你们应该竖立他们的蜡像！我算老几？”
望着老人坚定的背影，我一下愣住了，内心被一种莫名的精神力量所震撼，而这也让我对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科学家产生了想要去了解的想法。
1931年，胡仁宇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童年时期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目睹了日军的野蛮残暴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欣欣向荣。年幼的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自己的前途始终要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岗位。
1952年胡仁宇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选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实习员。1956年7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到入党初心，他回忆起1949年那个清晨，出门看见在屋外冒雨受冻、不愿扰民的解放军，便打心底里佩服他们。从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也该做和解放军一样的事，献身党的事业，为人民服务，不虚度此生。
1958年，正在苏联留学的胡仁宇回国探亲时被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让他加入核武器的研制队伍中。接到组织的任务，胡仁宇没有考虑自己的学业问题毅然决然地服从了国家的分配，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人生；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他有6次担任现场总指挥，确保了每一次试验任务的圆满完成。
1985年邓稼先病重住院，他接替邓稼先主持院里的工作，带领全院科研人员，勇攀科技高峰，为推动核武器小型化进程，为加快核武器试验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他说：“在担任院长期间迫于责任和工作的压力，几乎没有一天能睡好觉，个人的事都可以是小事，但国家的事一定是大事，半点马虎不得。”
出于对胡院长的崇敬和好奇，六年来，凡是关于他的故事我都留心关注、认真倾听，听到最多的评价是：那是一个谦逊、低调、倔强的老头，不去招待所、不搬电梯房、不祝寿，也不愿意参与院士采集工程。
带着这些疑问，去年年末，“902”印记工作组再次登门拜访了胡院长。爬上他住在三楼的家，在门口敲了老半天没人回应，带着一丝不安，我们便鼓起勇气推开了老旧的房门，家里静悄悄的，客厅餐厅扫视了一圈，发现老爷子穿了一件领口袖口都磨破了的灰色外套，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听说是两弹城的员工过来看望他，很是高兴。我们扶着几近失明的他蹒跚地挪到沙发上，他便拉着我们聊起了家常。当我们问他：“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怎么没有换单位新的电梯房呢？”他回答道：“这房子啊我住了几十年，已经习惯了，再加上年龄大了，住不了多久了，何必占用公家资源，电梯房交给有需要的人住吧，这房子等我不在了也得全部腾出来还给公家。”
对于院士采集工程这事，他说：“我到现在还非常怀念两弹开始的时候，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没有一个人为名为利，为自己将来怎么打算，如果人人都想着自己前途和个人得失，两弹能做成吗？院里几万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他们没有贡献吗？我给你们讲，这件事情是集体干的，把集体讲出来就好了。如果说要宣传，那一定是要宣传‘两弹一星’精神，科学家也是人，不要把他们宣传成了神，你们要成为宣传那个集体的一把利剑，不要成为宣传个人的工具……”
听完胡院长的话，我突然陷入了沉思，在我们眼里他们是伟大的科学家，是拥有主角光环的人，但是对于他们而言，自己只是千千万万核能人中的一份子，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而已。
如今的胡院长已经93岁高龄，从大漠戈壁到莽莽深山，从郁郁青丝到苍苍白发，每次凝望着他的背影，我似乎都能看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那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与报复，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信念与理想。他的一生正如在央视综合频道《故事里的中国》做客时所说：“我不敢说我做得最好，但是我尽力而为了，我没有虚度此生，现在的想法就是悄然离去。”